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拉大,发展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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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有一个着名的“木桶理论”,是指决定木桶盛水量的,不是围起木桶最长的那块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板。无疑,与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及城市经济相比,发展滞后的农村经济及长期在低位徘徊的农民收入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那块“短板”。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被重点提出,补齐农业这块“短板”,被列入明年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创造了中国20多年发展传奇的改革开放,其实发轫于农村。1978年,在农业大省安徽,凤阳县几个农民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将原来归集体所有的土地“分田到户”,由此引发了全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革命。深刻地影响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揭开了历史的序幕。
但1985年后,改革开放的重心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政府大力发展工业以及为工业服务的交通、建筑、采矿等行业,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共产品,为保障职工、市民的基础生活、教育、医疗、养老等投入巨额资金,而农业投入相对薄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所长马晓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列举了一连串的数字: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虽然有起有伏,但基本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13.4%下降为2000年的7.75%;1996年以来,每年农村所得到的银行贷款大体上仅占全部贷款的11%,农村资金每年净流出大约5000亿元;农业GDP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过去的30%下降到15%。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而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476元,城乡差距从改革之初的1:2.6扩大到2002年的1:3.1;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5977元,而农民只有1834元,20多年间,二者的差距已由1:2.12扩大到1:3.26。
我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全国经济高增长背后城乡巨大差距的隐忧。“‘三农’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着名农村问题专家丁声俊表示,“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并将突破3000美元,正处于经济结构演变最快的历史时期,如果农业这个‘短板’不补齐,将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均衡发展,并影响社会稳定。”
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已是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应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率,实现统一的城乡税制政策目标;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要素的利用效率。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支持农村经济的力度,为农村人畜饮水、乡村道路改造、校舍改造、改善卫生医疗条件等工程,增加投入290亿元,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增加了近一倍;为农村税费改革增加财政转移支付345亿元。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这些被经济界誉为“招招是实”的“护农”措施,深得民心。来源:广东智农通

“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
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当前谈构建和谐社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战略,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个春节,一则上海女子陪江西男友回老家过年又连夜逃离的帖子在自媒体上发酵。与大都市上海相比,除了由女子自己晒到网上的男友老家寒酸的饭菜,吓倒她的或许还有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乡村道路、破烂的农村房屋、臭气逼人的农村厕所、难懂的乡间土话等情境所体现出的巨大城乡差距。帖文的真实性尚存疑点,但其中折射的深层问题一时间引发热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从GDP、对外贸易额、外资吸引额、外汇储备额等指标来看我国已具有大国经济特征。然而,经济发展不仅包括GDP增长等规模扩大维度,而且包括分配公平正义等结构优化维度,社会进步不仅是持续“做大蛋糕”的过程,而且也应是不同主体相对均等地“分割蛋糕”的过程。只有不同主体相对均等地分享增长的成果,才能更好地消减生产-需求对接中的市场波动,形成国内居民需求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就此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主体的收入分配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出持续收敛态势,某些时期收入分配差距甚至具有相对拉大的趋势,这已对国内需求扩展、居民福利改善、社会秩序稳定等形成负面影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遏制分配差距扩大、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通过外部冲击和“倒逼”机制将国内需求启动、收入分配调整等主题凸现出来。如何改革分配制度、并以此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源泉显然是当前我国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大社会主题。

时间:2017-09-16 05:04点击: 次来源:好文学作者:admin评论:- 小 + 大

【华图解析】

记得有一位专家曾宣称,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北京、上海等都是现代化的大都市,高楼大厦林立。但很多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跟非洲差不多,有时甚至比非洲还要落后。如果拿北京与巴黎相比,北京人就很自豪,因为他们眼中的巴黎太小了,只相当于北京的朝阳区那么大,也没有北京繁华。但深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农村与城市差别很小,甚至比城市美丽多了。许多发达国家的乡村是可以寄托乡愁的地方,是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是周六、周日驾车去了就不想回的地方。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习总书记时并不是一直都在大都市,而是选择到乡村去,这样做是接待最尊贵客人的礼仪;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会见最亲密的外国总统时,一般也会选择到他的克劳福德农场去。

一、 中国分配制度改革具有三个层面的指向

导语: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拉大,与财政分权有着一定的联系。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新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如果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一看,会发现大部分的乡村呈现出杂乱无章、破破烂烂、没有生机,有时甚至是污水横流的景象。这也是为什么城市居民不愿下乡,而农村居民大都争相逃离乡村的主要原因。

收入分配格局体现了社会财富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状态,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财富占有者既包括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等政府机构。因此,收入分配格局至少包括三个层面:政府-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政府内部不同层级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及居民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关系,考察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必须同时讨论这三个层面的分配状况。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它与我国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我们研究的重点。本文对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就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1.“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农业是万业之基,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将
呈刚性增长,而农产品生产则受到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制约,增产增收难度很大。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不可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为确
保十几亿人口长期性的食物安全,我国应对国际市场挑战,必须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财政扶持政策,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从
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有着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与工农差距。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农民的收入还高于城市居民收入。而2009年我国的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比例约为1:3.33,在中西部省区,城乡收入差距更大,比例达1:4以上。尽管目前差距已经缩小到1:2.73,但成效还不是特别明显。我国所面临的挑战比一般小国要复杂、严峻得多。由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要经过一个漫长过程。

第一,政府-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态。在“社会契约论”意义上,政府通过获取财政收入参与社会财富分配过程,而居民“让渡”部分财富以获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可见,财政收入集中反映了政府-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政府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978-2008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至61330.35亿元。从分配结构来看,财政收入/GDP可以反映政府在财富总量中的获取份额,也能够“测度”政府-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态,这个比率以1995年为拐点经历了一个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趋势,1978-1995年此比率从31.06%减至10.27%,1995-2008年则从10.27%增至20.40%。1995-2008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9.33%,而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4.09%。这些说明:相对于居民等微观主体,政府的财政获取能力或财富占有份额趋于提高,而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又会为消费支出结构提供基础,1995-2008年在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支出占比从22.8%增至27.3%,而居民支出占比则从77.2%降至72.7%。第二,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收入分配状态。政府不同层级在获取财政收入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众多经济体通常倾向采用统一领导、分权财政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践需要,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也经历了数次调整,直至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分权化”的财税体制改革。此种安排将财政管理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和乡镇五个层级,不同层级按照分税、分权、分征、分管等原则获取财政收入,其结果推动了地方政府为驱动当地经济增长而竞争,而中央-地方的财政收入结构也得以重塑。从财权的角度看,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反映了政府不同层级的分配状态,1993-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22.0%急速增至55.7%,2008年其值为53.3%,而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78.0%显著降至44.3%,2008年其值为46.7%。从事权角度看,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的“剪刀差”在相对拉大,1994-
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30.3%降至21.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却从69.7%增至78.7%。这表明: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中央的财政收入获取能力与社会财富分配能力增长得更为显著。第三,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整体上提升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了居民的福利状态,但居民内部不同群体“分享”增长成果的程度是存在差异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有些阶段呈现出相对发散格局。就城乡差距而言,1978-1984年在农业改革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缩减态势,但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又表现出在波动中上升的态势,1985-
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86倍增至3.31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从2.2倍增至3.60倍。就地区收入差距而言,标度省区经济敛散性的泰尔指数以1990年为拐点呈现出先减后增的“U型”变动趋势,1978-1990年此指数从0.1564降至0.0841,1990-2008年又从0.0841增至0.1337,东部与中西部差距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拉大趋势。就行业收入差距而言,由于人力资本要求以及市场垄断程度存在差异,因此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往往存在着明显差距,2008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而证券、软件、银行、电力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172123元、74610元、62254元和42627元。上述差距的存在性和相对拉大特征,导致居民收入分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绝对平均转变为当前的差距极为悬殊。改革开放30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的三个层面均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政府-居民之间,政府分配份额趋于增大而居民分配份额有所降低,在政府内部,中央相对于地方的财政获取能力增长更为突出,在居民内部,城乡、地区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且在相对拉大。上述收入分配格局在特定背景下有积极效应,政府收入份额增加有助于增强其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中央-地方的分税制改革也有助于激发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动力,而居民内部的适度差距也有利于增强微观主体的竞争意识和能力。但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性和相对扩大特征必定使其负面后果超越其积极效应,政府的分配份额提高会弱化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居民的消费能力,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不对称必定会导致其通过变动方式弥补“缺口”,或者通过土地财政来提高预算外收入,或者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来大肆举债,或者通过公共产品的“选择性供给”弱化民生。居民分配差距则会形成高收入者有消费能力但缺少消费意愿、低收入者有消费意愿但缺少消费能力,以致居民消费贡献率难以提高而社会运行成本居高不下。

关键词: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农业经济增长

2.“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使城乡差距越拉越大。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比是2.56∶1,1998年也在2.5∶1左右,到2005年则扩大到3.22∶1。如果考虑城乡居民享有的医疗、住房补贴以及农民收入用于再生产
的投入等因素,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估计在6:1以上。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我国的城乡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其结果必将是阻碍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影响社
会稳定。

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有些专家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目前城乡差距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差距。如何缩小巨大的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

二、中国改革分配制度应采用系统性的政策举措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拉大,而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还包括我国的财政分权。在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3.“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如今,我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城市化程度只达到41.8%,比世界平均
城市化水平低10个百分点。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我国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一
规划,通盘考虑,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使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

为什么我国的城乡差距如此之大?这里既有历史原因和资源禀赋的限制,也有城乡体制分割与发展机会不平等原因。在城乡关系上,我国长期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通过剪刀差等政策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我国城镇人口不到50%,但社会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却占了87%,尤其是不少投资都投向了大都市,中小城市及农村获得的资源很有限。

当前,我国分配制度的三重指向均面临调整和改革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效率低下、物质财富匮乏形成有效回应,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分配制度来促进社会正义与公平,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具包容性和持久性的动力源泉。改革分配制度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格局变动,其时期可能持续较长,过程可能充满波折,但能否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却是关系到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据此,改革分配制度必须采用系统性的政策举措,以在战略方向和路径选择之间找寻均衡点。其一,政府应在践行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组合搭配来形成更均衡的政府-居民分配架构。这种分配架构由三部分组成:就政府财政收入而言,考虑到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态势、以及国家财政能力的显著增强事实,应在短期内(例如2011-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期间)明确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保持稳定,或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保持同步,在更长的时期内则应明确国家财政收入以适度低于GDP增长率的程度增长,以此来提升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自生能力。就政府财政支出而言,考虑到有些地方政府存在着“吃饭财政”的事实,则应通过政府职能转化、行政效率提升等方式节约政府运行成本,鼓励社会团体发育以为某些社会功能找到有效“接替者”,上述措施可在财政收入既定前提下增加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就政府财政收支管理而言,除应增强中央对地方、人大对行政的制度化监督之外,也要在公共财政的理念下增大纳税人对财政收支的知情权、监督权。就此而言,中央决策层已明确要促使居民更好地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而某些地方政府也已采取实际行动来提高行政开支的透明度。其二,中央应按照财权-事权匹配的基准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促使地方政府选择更能契合居民福利增长的财政收支行为。当前,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已带来了若干负面后果,其极端表现是: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往往因“土地财政”而难以得到地方的实质性响应。为此,应通过调整中央-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以“矫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就考核方式而言,中央应逐步淡化对地方以GDP为基本取向的行政考核方式,我国以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为战略目标,由此中央对地方的激励应考虑结构优化、分配正义、能源利用、环境保护、社会和谐、民生福祉等诸多维度,单纯的GDP考核方式很容易“诱发”地方弱化其它方面来推高GDP数目字。就财政收支而言,中央若要维持现有的财权结构则应考虑适度的“事权上移”,若要维持现有的事权结构则应考虑适度的“财权下沉”,这两者的本质是均是促使地方更好地形成财权-事权匹配关系。现有以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来区分财政收入的结构可维持不变,但地方税种可适当拓展,例如:以增加地方税收和防止泡沫破裂为出发点,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开征物业税,共享税比例结构也应适当调整,例如调高地方在增值税和资源税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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