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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中共和苏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战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个中是非曲直有待研究。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威尼斯网投官网注册 1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合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到19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
赫鲁晓夫要用莫洛托夫换高岗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1963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谈判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站起来对他的部下说:“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9月1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人大厅,双方一一握手之后,宾主分别落座。
宴会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由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了帷幕。
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显然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共产党不听苏共指挥。对此,邓小平心若明镜,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服输,继续嚷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对其他党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邓小平严肃地回答说:“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过了一会,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他责问邓小平:“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呢?”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总要讲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但对他的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对斯大林的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显得非常狼狈,停了片刻,他转换话题,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一听这话,很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赫鲁晓夫也可能太紧张,好像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话,继续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部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部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下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赫鲁晓夫显得很被动,低着头,再没有吭声。
后来一周,中苏会谈毫无结果,在大吵一场之后不欢而散,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党又进行了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进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由彭真担任。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苏方会谈人员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
在中共代表团到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说是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依然很紧张。在祝酒词中,赫鲁晓夫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郑重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下来就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众所皆知,这正是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很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苏共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加重语气说:“至少应该做到相互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表明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双方的观点。”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正式会谈开始后,首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在发言中大谈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的观点。
邓小平在后来的发言中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苏联对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邓小平的质问,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
这次会谈也是各说各话,甚至说话的气氛也越来越糟糕。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大概是在会谈中吵得太多的缘故,以至于双方在祝酒时都无话好说了,只是为彼此的健康干杯而已。就在头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还大骂中国共产党。可在宴会上,赫鲁晓夫还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有分歧,你在苏匈友好大会上指责中国共产党搞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还狡辩,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呢,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但是,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两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三次中的一次。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到:“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④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攻击赫鲁晓夫】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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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赫鲁晓夫接连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一面又挂出了“免战牌”。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发表评论文章。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4月12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召见邓小平、康生和吴冷西,谈近期有关论战的部署,首先就涉及向赫鲁晓夫祝寿的电报。毛否定了北京准备好的电文,认为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应争取苏联发表,可以说我们还有分歧,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毛提出要在电文中表示“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意思。毛特意解释“一旦有事”是指对赫不利的事,而不是讲别的,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毛解释为何“帮”赫氏: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现在我们同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根据毛的指示,电报重新起草。4月14日,毛泽东审定贺电,在加写的诸多文句中,最具个性色彩的就是“亲爱的同志”。至于“一旦有事”,在正式发表的电文中,读者无论如何难于“意会”为“帮”赫氏个人。也许这种“不可言传”的“意会”确实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然,表示团结的意思借助“一旦有事”的辞句,倒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参与贺电起草的吴冷西也慨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经验告诉人们,这只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③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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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⑥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本文节选自《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在1964》,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1963年9月起到这年年底,毛泽东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共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六篇文章。但从苏共的反应看,真正使他们恼怒的是1964年2月4日发表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从这篇文章起,对赫鲁晓夫不再以同志相称。毛泽东在1月28日审定此文时加写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自信溢于言表。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祝寿电文可以视为大论战中的一个插曲。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⑨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就在这剑拔弩张、决眦裂眶的一刻,人们大出意外地在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读到了毛、刘、朱、周联名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文。电文第一句竟以“亲爱的同志”称呼,并表示“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出于种种考虑,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苏共中央于1963年11月底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这当然不为中共接受。自恃与苏共和中共都保持良好关系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有意充当调解的说客。1964年3月初,以第二把手毛雷尔为首的罗共代表团(包括三、四把手,还有后来继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成为第一把手的齐奥塞斯库)抵达北京,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从3日开始到9日,举行了6次会谈,结果无功而返。毛泽东在10日会见罗共代表团时指出,赫鲁晓夫加了我们许多罪名,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作了决议。若要停止公开论战,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毛说,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现在不是打武仗,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没有死一个人。毛具体回顾了1958年起与赫鲁晓夫就“中苏共同舰队”而闹翻的经过,要罗共转告,“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寸土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接着,毛泽东重复此前同苏联驻中国大使讲的一番话: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⑧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够答复完,因为他们还有两千多篇文章。
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经由毛泽东审定并加写若干文字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如果说“七评”对赫鲁晓夫虽不以同志相称,但在文章的标题上毕竟尚未直接点名,而“八评”则更进一步,赫鲁晓夫与修正主义结成了一个专用词组。从此,在中共的论战文字里,现代修正主义有了一个更醒豁的指称。而正是上一年的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内部发行的由外国学者撰着的《赫鲁晓夫主义》,后来毛泽东也沿用了这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别称。“八评”的标题还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列宁的名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事实上“八评”也正是将赫鲁晓夫与考茨基相提并论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25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3月17日,也就是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同一天,毛泽东在寓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谈了两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提出电贺赫氏七十寿辰。他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据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吴冷西回忆,10天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常委会上又就电贺赫氏寿辰表示了另一种考虑:赫氏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毛说,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要考虑对赫本人表示一定的友好之意。

  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讲到中苏论战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搞一个比较完备的备忘录,包括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他是二十大起家的,这些东西是碰不得的。我却偏偏要挖你的底子。”“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难道只有他们可以说话,我们就不能说话吗?可以把两封信比较一下。他们的来信是一个软体动物,我们的复信是像你所说的采取攻势。……现在这样也不算骂嘛。这是摆事实,讲道理。”①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⑧毛泽东对《二评》9月2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双方轮流发言,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隔了一天,七月八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五个小时。十日和十二日,又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这以后,又经过四轮发言,中共代表团在七月十九日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七月二十日的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④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25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25条”。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页。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美国总统约翰逊最近的一篇讲话时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①

  ①毛泽东同威尔科克斯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22日。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⑤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准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昌两次会见金日成,征询对复信的意见。金日成说,文件很好,对争取中间派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②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②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六月十九日收到苏共中央声明的当晚,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苏共的声明。《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

  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就是指苏联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于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⑤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⑦毛泽东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30日。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

  ⑤1963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由,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一九六二年十月,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25日。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④毛泽东对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电报稿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14日。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④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2、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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