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机会放了,威尼斯网投官网注册: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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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无论哪个机关学校,过去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叫三害,现在大叫“除三害”)越严重的,群众意见越多越尖锐,本来压在那里的,现在有机会放了,就有些不可收拾之势,甚至要闹大民主。对于一般假积极分子,逢迎吹拍,离问群众,使领导偏听偏信的,都加以攻击。爸爸写了一篇短文,大快人心。但是我们体会到过去“三反”、“思改”时已经犯了错误,损伤了不少好人,这次不能闹大民主,重蹈覆辙,我们要本着毛主席的精神,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明辨是非,从团结——批评——团结的愿望出发,希望不要报复,而是善意的互相批评,改善关系,要同心一致的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当然困难很多,须要党内党外一起来克服的。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资料图:1962年2月,毛泽东、朱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四、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益启示

  亲爱的聪儿:好久没写信给你了,最近数月来,天天忙于看报,简直看不完。爸爸开会回家,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真兴奋。自上海市宣传会议整风开始,踊跃争鸣,久已搁笔的老作家,胸怀苦闷的专家学者,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但是除了北京上海争鸣空前外,其他各省领导还不能真正领悟毛主席的精神,还不敢放,争鸣空气沉闷,连文物丰富的浙江杭州也死气沉沉,从报纸驻各地记者的报导上可以看出,一方面怕放了,不可收拾,一方面怕鸣了将来挨整,顾虑重重,弄得束手束脚,毫无生气。这次争鸣,的确问题很多,从各方面揭发的事例,真气人也急人。领导的姑息党员,压制民主,评级评薪的不公平,作风专横,脱离群众等等相当严重,这都是与非党人士筑起高墙鸿沟的原因。现在要人家来拆墙填沟,因为不是一朝一夕来的,所以也只好慢慢来。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彩的。国画,像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是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接下来,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坚持认真精神是基本要求。“四风”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很容易复发,只能靠认真较劲才能纠正。一是坚持认真的态度,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标准和劲头,直面作风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对困难危机敢于挺身而出,对失误错误敢于承担责任,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二是坚持严肃的党内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力武器,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触及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灵魂,既“红脸”“出汗”,又治病救人。三是坚持认真的精神,拿出钉钉子、拧螺丝的劲头,一锤一锤地敲、一扣一扣地拧,把承诺当成军令状,立说立行,即知即改。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的,自己直接、间接都有份,而且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一席话,令与会者动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于承认自己有责任!我们作为一方的负责人,还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呢?

三、注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方法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⑧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着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刘少奇说:

坚持开门整风是有效手段。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一是广泛参与。各级党组织坚持开门搞活动,每个环节都组织群众有序参与,让群众监督和评议,不搞闭门修炼、体内循环。二是形式多样。通过走访座谈、信息直通车等多种途径,真正敞开大门,请群众帮助找准、找实问题。三是借助外力。各级党组织加大督导力度,坚持标准,严格把关;各级督导组严督实导,保证活动不走过场。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四、文艺规律问题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扬同志讲,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用同样的语言歌颂同一事物,把质量降低了。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很多的。当然我们要超过他们;但是也不能“人人做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一共只有八句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更简单,等于标语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写的。现在过了三十七年,还是那么简单,就不好了。《社会主义好》的作词者不要紧张,我在这里不是怪作家;这是由于领导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现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这就是群众的批评,群众的选择。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2。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宣传工作也要求有鲜明性,生动性。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见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我今天的讲话就只能是漫谈,而不能算作评论。因此,一定要积累经验和才能,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考验。我们的艺术团体到国外去,人家对我们的艺术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非常羡慕。我国的艺术家有广阔的发展天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受人赞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发展,所以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这些问题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都讲过了。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聂荣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利的。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当然,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4。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

林彪一番长篇大论,的的确确起到了维护毛泽东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二、营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七、话剧问题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话剧问题。

话剧几年来有进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来要弱一点。什么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似乎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不像普通人说话,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练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现在不大讲基本训练,忽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话剧团体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使话剧不能被人接受。演话剧也要有别的修养,琴棋书画都要会一点,要成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会的生活,演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就不像了。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我看艺术应当苦练,这虽是从话剧讲起,但应适用于各个艺术部门。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文化部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规划,定出一个恰当的比例。

解放以来,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还是不够的。杨秋玲在香港被称为“小梅兰芳”,但是实际上她离梅兰芳还远得很。如果不给她时间加强训练,过几年也会垮的。我们培养人才不能起一个垮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当然,不是说要搞经济核算,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又无人,又有人。演员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双眼睛,就有些战战兢兢,当然演不好戏,因此要“目中无人”。现在剧场观众席是黑的,是为了让演员看不见观众。但是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演员的心里也没有观众了。演员在台上背着观众说话,我们竖着耳朵都听不见。他们根本忘了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

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所谓藐视,就是要敢于什么角色都演,好人、坏人都演。年纪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中演瓦夏和别佳这两个孩子的女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视不行,还要重视。舞台虽小,下面却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观念都会看出来的。所以要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

第四,演员自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完全变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观上要认真地演,演武松要像武松,演曹操要像曹操。应当是又像又不像,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放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根据《周恩来选集》下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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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组织层面强调上级正确引导。上级党委普遍做到了“三个正确看待”:正确看待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组织,把愿不愿、敢不敢揭露矛盾作为衡量一级组织是否讲政治、讲党性的标志;正确看待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暴露出的问题,不因开展批评提到的问题轻易下“班子不团结、作风不过硬”的结论;正确看待坚持原则开展批评的党员干部,对他们的热情给予充分保护。参加下级民主生活会时,引导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查问题、谈实情、讲教训,形成人人敢讲话、人人讲真话的正确导向和良好氛围。事实证明,只要氛围好,大家就能做到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氛围不好,就是撬开他的嘴,他也不会发声。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二、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以后,经过“三反”“五反”,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更清楚了。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人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前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这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引起的?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从旧社会带来的,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戏里还有打板子的。《十五贯》很好,把打板子放到幕后去了。对于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一贯强调反对用刑。对反革命尚且要教育,何况人民内部呢!但习惯势力常常是不自觉的,还要打人。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士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戏对男女关系问题总是骂女的,对男人总是原谅的。我认为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惯改掉嘛!不要以为干部就没有封建思想,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除阶级敌人外,全国人民大团结。至于思想上是否有唯心主义、旧习惯势力,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些人都在我们团结之内。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五子登科”,使大家很紧张。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毛主席讲: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取神仙会的形式漫谈。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从领导到文艺队伍,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些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完全解决的,大家回去还要去漫谈,不能性急,不能又出一个新框子,要长期做下去,要有耐心,才能心情愉快。

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李维汉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文章,在此不再多说。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现在经过反右派,有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彼此更了解了。三年大跃进有顺利的经验,也有困难的经验,要更团结,更有信心,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这一点要肯定下来。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

毛泽东说:

(作者系中央纪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像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毛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这是各代表团会议上,大多数“第一把手”的想法。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上争先恐后,提出批评意见上也争先恐后,压在心底里三四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都“掏了心窝子”。

见人见物见思想是开好民主生活会的重要标志。民主生活会开得好不好,关键是看能不能拿起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做到见人见物见思想。一是开门见山。直接提出批评意见,举事例说明,不穿靴戴帽,不拐弯抹角。二是实事求是。开展批评实打实、不夸大、不缩小,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说多少问题。三是坦诚深刻。自我批评既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又讲具体表现和典型事例,还分析了主观认识和思想根源;相互批评不留情面、辛辣坦诚,既红了脸、出了汗,又加了油、鼓了劲,有的同志还流了泪。

  ③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8日。

五、遗产与创造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剧,在上海演出时,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在北京演出时加上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宝莲灯》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怎么能够那样演呢?也许他们考据出什么东西作为根据。一些器乐也是如此,总要来点西方情调,听来不和谐。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也许《小刀会》中的《弓舞》,让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种创造,这可以争鸣。我认为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吸收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写古代题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写现代生活就不同些。据说安徽的《花鼓灯》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记得年轻时看群众跳这种舞是男扮女装的,从前根本不允许女的站在男的肩上。当然你们也可以驳我。我讲这一部分就是准备引起讨论的。

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就是这一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些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麦子要割,食堂要办,这个事情人家晓得的,我们不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会,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人民代表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声音。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党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

王庭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与启示

  第十一个问题是关于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六、领导问题

三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最近听周扬同志说的一句话很顺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不仅统战部要做,宣传部也应当做。这话很对。本来宣传部应当广为招徕,门户洞开,但是现在党外人士不到中宣部来,可见门户不是那么洞开。统战工作不只是统战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不仅文化部、宣传部要做,组织部也要做,许多部门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谈谈教育工作。我也还要对溥仪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来了,总要让他做点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这也是杜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否则为什么放他出来呢?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行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个领导错误,有的地方是个别错误,有的地方则很好,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干部。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在“大跃进”过程中,安徽可以说是“重灾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在工业、农业和人民群众生活方面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困难和后果。但省委有些负责人仍然认识不足,甚至采取“捂盖子”方法,压制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致使下面的干部不敢说话,更何况普通群众?着实有一些毛泽东所说的“霸王”之气。

坚持正确方向,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重要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帮助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对同志的真正爱护关心。很多地方在活动中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达到了预期效果。一是有利于增进团结。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增进团结的重要手段,既感到“脸红了”“出汗了”,又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同志的关怀,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二是有利于改进工作作风。通过召开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进行积极健康的思想交锋,深挖了“四风”的深层次根源。三是有利于增强党性。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增强党性修养、加强党性锻炼的有效手段,以坚强的党性抵御“四风”的侵袭。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三、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形式至少像周扬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像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不是的。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团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越剧是嵊县“的笃班”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的一些东西。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创作题材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对他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陈云同志关于曲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又如,我愿看散文、短篇,看长篇小说就没有时间。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还是要想,要提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要解放一下,反正专家很多嘛!我们看了戏之后,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普及与提高,普及就要开展群众业余活动,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做过头了,文化事业搞多了,队伍搞大了,占用了劳力,影响了生产,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中国科学报》 (2015-01-13 第4版 综合)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有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的反映是非常高兴的。

真诚地开展自我批评,才能消除大家的思想顾虑,使党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勇敢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因此,应当宣传各地拿起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改进作风、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3月20日,他在林彪讲话稿上批示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同时还批示说:“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坚持边整边改是重中之重。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各地普遍注重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是认真查摆问题。查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指出不足是为了改正不足。不能只查找不整改,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只有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兑现承诺。二是聚焦“四风”问题。这次活动始终围绕作风问题,始终聚焦“四风”查找问题、解决问题,在全党全社会弘扬了正气。三是边整边改。如果只查摆问题不解决问题,那查摆就没有丝毫意义。无论你怎么脸红出汗,不进行整改,群众还是不会满意的。因此,必须回应征求到的群众意见、回应查摆出的突出问题、回应生活会上的批评意见、回应上级和督导组点明的问题,立行立改,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一出现,代表们欢欣鼓舞,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表情轻松,面带微笑,抓过麦克风就讲开了:“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个人层面强调消除思想顾虑。很多同志谈到,过去担心批评同志伤感情,自我批评伤自尊,现在看来只要心底坦荡、消除杂念,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大家说,批评意见虽然听着有些刺耳,但说开了、说透了,反而拉近了距离,心里敞亮了。活动中,有的党委书记承认自己存在“家长制”“一言堂”问题,研究工作时,定调子、不给别人说话机会,特别是听到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意见时,就脸色难看,甚至不让人家把话说完,这样的氛围怎能让大家畅所欲言,更不要说提批评意见了。真诚地开展自我批评,才能消除大家的思想顾虑,使党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勇敢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力武器。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个“摸”的动作。顿时,会场里笑声一片。

主要领导干部自我批评是关键环节。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既是活动成功的关键,也是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实效的关键。活动中,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剖析自己,营造敞开心扉亮思想、推心置腹论长短的氛围,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一把手”有了向我看齐、向我开炮的勇气,敢于先揭自己的“短”、亮自己的“丑”,敢于先说自己的“问题”、查找自己的“毛病”,打消了班子成员的顾虑。实践证明,只要“一把手”自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特别是主动自觉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就能形成讲真话、讲实话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真正开展起来。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七千人大会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了对困难形势的统一认识问题了吗?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上,自我批评揭短亮丑、反思深刻,相互批评直击痛处、见筋见骨,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钝器”又成了“利器”,其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梳理总结。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调整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刘少奇等人。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会议上,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一、打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坚实基础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林彪讲话一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显然,他是同意的。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中途上山,对彭德怀大批特批,上纲上线,不也是“与众不同”吗?

谈心谈话是有效步骤。谈心谈话,是党员过民主生活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一个有效步骤。实践表明,“拉拉袖子”提个醒,“亮剑揭短”喝一声,都是出于对同志的关心爱护,只要双方开诚布公,敞开心扉,就能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开展起来。活动中,有的提出谈心不受时间限制,要掰开揉碎地谈;有的虚心接受其他同志的批评,心悦诚服地将批评转化成为自我批评;有的在谈心中修正了原来的批评意见,使之更准确,更有说服力。这些做法都丰富和完善了谈心谈话的方式方法,效果很好。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认真学习,把提高认识、增强素质作为思想前提。学习教育是基础,是前提。学习教育抓不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无从谈起。大家普遍反映,通过学习教育,明确了标准,找到了差距,提高了觉悟,查出了问题,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一是领导干部带头学,切实发挥表率和示范作用。二是针对重点问题学,分析查找“四风”现象及其思想根源,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其他指定篇目,组织专题教育。三是交流研讨相互学,在研讨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四是创新形式深入学,扩大学习教育的效果。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与会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轻松笑声。

相互批评讲究方式方法。只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积极的批评,才有团结和谐的党内关系。一是区分轻重。原则问题上分清是非,又不纠缠细枝末节。二是全面客观。既不能把具体问题说成是原则问题,也不能把偶然的、个别的错误说成是一贯的、系统的错误,做到有理有据,让被批评者心悦诚服。三是区别对象。对承受能力较弱的同志,更重视会前的谈心;对身陷迷途的同志,进行警醒式批评,使其悬崖勒马。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这次会议原定是1月底就结束。

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表明,党内政治生活是否健康和严肃,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能否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同样取决于是否真正拿起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未涉及八大的正确决议,而是从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讲起的。在毛泽东眼里,总路线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条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环境层面强调舆论适度配合。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用好报刊、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多种舆论工具,宣传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程参加亲自指导一个县的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省、市、县各级领导分别向下延伸两个层级参加民主生活会,为下级党组织把关定向。宣传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带头示范,为下级党组织做出表率。宣传各地拿起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改进作风、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在全社会营造自觉接受批评、真诚欢迎批评、勇于自我批评的良好舆论氛围,使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成为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强大动力。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本文摘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 冯来刚 着,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1

消除顾虑,把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作为先决条件。实践证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卸掉思想包袱,变压力为动力。民主生活会召开之前,一些同志心里有顾虑:怕不说成绩、只检查问题,会被认为毛病多,在领导面前留下不好的印象;怕把问题谈多了、说深了,不好收场,查摆问题的分寸不好把握;怕给别人提意见,说浅了不符合要求,说深了得罪人等等。针对这些思想顾虑,党组织从解决认识问题入手,不断加强学习,反复做思想工作,使党员干部认识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整人,而是加强党性锻炼的自我教育,经常检查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及时加以改进和纠正,提高自身的觉悟和素质。大家普遍增强了抛开面子的勇气,及时发现缺点,勇于纠正错误,从而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没有。仅仅解决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解决。

坚持问题导向是基本原则。坚持问题导向,从问题出发,由问题入手,针对“四风”问题,回应群众关切,是这次活动始终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一是找准问题。各地不用笼统的抽象问题代替具体的实际问题,不用工作差错问题代替“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也不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代替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二是抓住主要问题。强调实效性,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三是强调解决问题。以突出问题为导向,自始至终着力解决问题。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又说:

刘少奇在最后一次参加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批评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有问题不愿意揭,甚至压制、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2月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刘少奇三次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并讲话。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他借历史上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的各路诸侯: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会上讲话,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维护毛泽东“无人望其项背”的威信。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最后说: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1月29日下午,有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要出。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纲,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为目;总路线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症结。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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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毛泽东确确实实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发表了一番既实事求是、又诚恳谦逊的一番话: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当然,刘少奇除了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外,还要对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进行进一步的润色加工。毛泽东1月30日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触动很大,都感觉到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原书面报告中为反对分散主义而注重了集中统一的内容,对发扬民主有所忽视。毛泽东讲话中要充分发扬民主的内涵.应该加进去。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将缺点错误推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头上。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几年来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不正常情况的根源。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

毛泽东引经据典,谈笑风生,历史典故信手拈来。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如此一来,刘少奇怎样在毛泽东所设定的总路线的框架中,尽可能地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我们党近几年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这是一个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会议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节了。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大会进入第二个高潮。高潮的起点就是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林彪这番话,实际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无法也不可能说话:这几年,一直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确的,如果说出现问题出现困难是因为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那么,刘少奇岂不是违反毛主席的路线了?刘少奇岂不是替人“背黑锅”吗?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七千人大会已经开了18天,毛泽东除了在会议上作了插话外,没有作大会讲话。与会的代表们急于想听一听毛泽东的讲话,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出来说句话,吃颗“定心丸”。

  文艺界在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后,有些沉闷。这些批判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火力过猛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从原先的文艺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清理,更造成了一种政治压抑和恐惧心理。虽然这些还是局部的状况,一部分人中间的问题,但在整个文艺界还是留下了一些埋在人们心里的问题。在毛泽东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特别是《正处》讲话的鼓励下,一些问题在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有些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上。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会议进入第二个高潮。从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团召开了“出气会”。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团做工作:刘少奇去安徽代表团;周恩来去福建代表团;朱德去山东代表团;陈云去陕西代表团……

  这些座谈会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很熟悉,思想很开放(或许还包含着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某种反思),是真诚地希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2月8日,刘少奇主持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

  ③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18日。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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